自由主义者：间谍的时代1.0

自由主义是西方社会从近代到现代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潮之一。它以个人主义、个人自由为核心，强调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和个人解放，要求建立民主政治，提倡政教分离、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在经济上主张建立自由企业，进行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传统自由主义至今在西方发达国家影响很深。但它的具体主张和重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变化。19世纪前的近代自由主义，称为传统自由主义，20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被称为现代自由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亦即传统自由主义，产生于 17世纪的英国，后流传到法国、美国等，延续到 19世纪末。主要代表人物是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始祖”的英国的约翰·洛克 (John Locke 1632一1704)、法国的孟德斯鸠（1689—1755）、卢梭（1712—1778）、美国的潘恩 (Thomas Paine1737一1809)和美国的杰斐逊 (Thomas Jeffrson 1743一1826)。 古典自由主义是 17一18世纪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斗争的产物。它是以天赋人权学说 (或自然权利学说)为基础的、关于政府和国家的理论。其主要内容有：（1）人的自由、生命和财产等是与生俱来的、不可转让的、不可剥夺的权力，任何人不得侵犯。（2）正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天赋权利和私有财产，人们才通过订立社会契约的方式，建立政府或国家，人民的意见或者说同意，是政府的基础。（3）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人民手中的权力是最高的和最后的。（4）为了防止出现专制，必须实行法治，建立分权制衡的机制。（5）一旦政府侵犯或危及人们的自由、生命和财产等权力，人们就有权力推翻其统治，建立新的、能维护其权力的政府。这些思想对当时的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发生了重要影响，成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英国的《权利法案》(1689)、美国的《独立宣言》(1776)和《联邦宪法》(1787)、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都以根本大法和政治纲领的方式肯定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自由主义基本原则成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立国之本。 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自由竞争时期，即自由放任主义阶段。古典自由主义具有了新的特征。这时期的主要代表是英国的边沁 (Jeremy Bentham 1748一1832)、密尔 (穆勒John Stuart Mil1 1806一1873)、亚当·斯密 (Adam Smith l723一1790)和大卫·李嘉图 (David Ricardo 1772一1823)。 自由放任主义时期自由主义的主要观点：（1）把功利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边沁认为，趋利避害、追求功利是人的本性。社会是虚构的，个人的利益才是真实的。社会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所以，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增加了，必然带来全社会的繁荣。亚当·斯密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追逐的是自身的利益。但这样做时，却常常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增进社会的利益；（2）个人自由是社会进步的源泉，而这种自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论自由》，1962，p.13）。这种自由包括思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志趣自由、贸易和经营自由、个性发展和追求幸福的自由等等；（3）在处理个人自由与国家的关系上，只要不妨碍他人，国家对个人的自由不可加以干涉；任何对自由的干涉都会造成社会停滞的后果。国家或政府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应采取放任主义或“不干涉原则”。“安静些”、“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成为当时人们的格言。这种自由主义理论适应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要求经济自由、竞争自由和契约自由的需要。这种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基础是要维护和发展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和权利。这构成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精髓。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古典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它推动了欧美的政治改革，加速了欧美工业化进程，推动了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但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和工业化进程也相应地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后，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影响持续到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根源。（1）个人主义理论的破产。传统自由主义断定个人具有充分的理智和自治能力，只要在多样化的现实世界得到选择的自由，就能随意发展自己的个性，决定自己的命运、获得自己的利益。它要求给予个人自行其是的权利，反对一切形式的干预和强制。每个人各行其是，最后各得其所。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粉碎了这种美好预言。19世纪工业革命后的社会现实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悲惨状况表明，个人根本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改善自己的处境。随着欧美工人阶级的抗议和反抗不断升级，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资产阶级无法再拿个人主义理论进行搪塞，不得不着手调整原有的政治理论；（2）经济自由放任主义的破产。传统自由主义竭力主张国家不干涉私人经济的自由放任主义。这种理论赤裸裸地反映了资产者在经济上为所欲为，不受任何限制地剥削劳动者，榨取利润的要求。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到了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出现自由主义者所希望的全面繁荣，而是出现了大量使用妇女和童工，广大工人劳动条件恶劣，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社会不公正达到无法容忍的程度，社会道德沦丧，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特别是经济危机频繁爆发等问题。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的周期性萧条，使得大批工人失业，许多中小企业纷纷倒闭，财力雄厚的大企业乘机兼并，并实行垄断，自由竞争的余地日益缩小。这样就破坏了社会的秩序与稳定，从而所谓通过追求个人利益达到社会普遍福利的神话就不攻自破了。严峻的现实迫使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原则进行反思，对国家和政府的职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自由与法律、自由与平等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新的探索和研究。他们开始意识到，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和谐与稳定。如果政府对个人自由，尤其是对私人企业的经济活动不加任何限制，那就势必危害社会，影响政局的稳定；（3）消极政府理论的破产。与个人主义和经济自由主张相联系，传统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和自由是对立的，政府管得越多，自由就越少；反之，政府管得越少，自由就越多。可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后，政府威胁自由的警告渐渐消失，而私人垄断企业对大多数社会成员自由的侵犯与剥夺却越来越明显，日益成为社会的主宰。西方社会大多数人实际感受到的压迫并不是来自政府的暴政，而是来自大公司。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认为，只有政府才有力量限制大公司的势力，维护个人的自由权利。因此，他们主张，既要发展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又要调节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的矛盾，避免大的社会动荡，以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政治统治。于是，一种主张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前提下，要求国家适当干预经济，关注社会福利的新思潮即新自由主义就逐步形成，它对当时欧美政府的决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新自由主义首先在英国兴起，随后在美国盛行。这样，自由主义从鼓吹软弱无力的“消极政府”逐渐转变为鼓吹强大有力的“积极政府”。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主要代表是英国的托马斯·希尔·格林 (Thomas Hill Green1836一1882)、霍布豪斯 (Leonard Hobhouse 1864一1929)和霍布森 (John Atkinson Hobson 1858一1940)，以及美国的沃尔特·韦尔 (Walter Weyl 1873一1919)、路易斯·布兰代斯 (Louis Brandeis1856一1941)和杜威 (John Dewey 1859一1952)。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主要是重新解释自由的概念和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提出并且论证了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进行全面干预的主张。这些主张对20世纪初的英国和美国的政府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英国，政府实行了许多改革，诸如扩大选举权、普及义务教育、提高工会地位、改善劳动条件等等。在美国，威尔逊总统领导了对美国政治经济进行改革的新自由运动。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新自由主义在英国和欧洲的影响暂时衰落了；（2）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主要代表是美国的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882一1945)的“新政”自由主义和英国的凯恩斯主义。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全面论证了国家干预的理论和政策。罗斯福 “新政”的成功，使新自由主义成为席卷整个西方的政治思潮。50年代到60年代，新自由主义达到鼎盛，并成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现战后复兴、建立“福利国家”的重要理论基础，对战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3）70年代到现在。主要代表是美国的罗尔斯 (John Rawls 1921一2002·11·24 )。60年代末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愈演愈烈，终于在70年代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出现了“滞胀”；民权运动、学生造反、反战运动、女权运动等此伏彼起。这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破产，引起了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下，罗尔斯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证，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使新自由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作用：现代自由主义并没有一个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只是不同时间、不同国度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在各自的理论著述中表现出的一些共同倾向和特点。新自由主义同古典自由主义，两者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都认为，自由乃是人性的根本要求，个人自由具有最高的价值；政府的首要职责在于保障个人自由和其他各项基本人权。这是新老自由主义者的共同原则。那么两者的区别何在呢? 第一，现代自由主义的核心，仍然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仍然将自由视为人类最宝贵的品质。这一基本立场决定了自由主义从古典到现代的演变。新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修正，强调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依赖性，进而论证国家或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目的不是要取消个人自由，而最终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因为，完全放任的自由主义既会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又会因垄断的出现而限制自由的发展。这两者都会危及个人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说，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在当代发展的一种延伸和变种，它并没有失掉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 第二，以“新个人主义”代替“旧个人主义”。现代自由主义认为19世纪那种“个人至上”的旧个人主义已经过时，必须用“新个人主义”代替它，就是要根据新的形势，不再依靠单个的力量独自奋斗，而必须用群体的力量和智慧来摆脱面临的恐惧和不安，再次走上机会平等的道路。这种群体力量主要体现为政府和政治制度。杜威说，凡是不能给数以百计的人们以基本的安全的任何制度，都不配称为拥护个人自由和发展的有组织的制度。这种 “新个人主义”理论，反映了西方社会内部尖锐的社会矛盾。垄断资产阶级为所欲为，横行无忌的“自由”、“个人主义”是建立在多数人包括中小资产阶级丧失自由、福利乃至生存条件的基础之上的。现代自由主义企图用“新个人主义”作为政治、道德规范，并通过国家来约束垄断资本，以缓和社会矛盾，防止引发社会革命。 第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反对自由放任。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和政府不需要也不应当干预经济。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着自然的经济法则，它能自动地调节好供需关系，而事实已经证明，不加限制和管束的自由竞争和自由经营，会导致经济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认为当今自由的最大敌人是由企业垄断而形成的经济专制制度。国家应在经济问题上有所作为，必须运用行政权力对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要以计划者的身份调节劳资关系以及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使社会各个阶级的利益均得到适当的照顾，从而遏制垄断，深化自由竞争，以“看得见的手”压倒 “看不见的手”。少数资本家操纵国家经济生活的权力，必须分散给多数，或是移交给对公众负责的政府。国家干预经济不限于对违法的企业进行制裁，更重要的是对企业给予必要的扶持和资助，通过信贷，政府订货，举办公共工程等方式来解除企业的困境、促进经济的繁荣。但现代自由主义和传统自由主义一样，将保护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强调国家干预、调节只能在私有制的范围内进行。 第四，建立一个坚强有效、对社会“公正”负责的政府。现代自由主义一反传统自由主义对政府权力的怀疑和恐惧，竭力主张建立一个坚强有效的政府。美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前总统罗斯福针对传统自由主义对政府的怀疑态度说，历史证明，独裁不产生于坚强有效的政府，而产生于软弱无效的政府。如果人民通过民主方法建立一个强得足以保护他们免除恐惧和饥饿的政府，则其民主就是有效的。传统自由主义认为公平竞争的市场就能体现社会公正，现代自由主义则认为以市场为代表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制度各有重心和功用，不能混为一谈。市场追求的是效率，效率不可能自然地达到公正，而社会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制度则必须保障社会公正。国家政府的根本职能是道德职能，它运用强制手段支持成员从事值得从事的事，去享受值得享受的欢乐，保证社会成员既参与又享受社会的“公共福利”事业。现代自由主义对资产阶级国家政府的重视，无非是想通过强化国家的调节职能，用改良的办法来缓解社会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 第五，以社会改良来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的痼疾。新自由主义是改良的理论和政策。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社会矛盾和危机，现代自由主义承认，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制度弊端重重，已步入困境，大量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但是，他们认为，解决这些问题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只能用“实验的”、“智慧”的“新方法”来实施改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可以摆出来，让人们看到和评论各方特殊的要求，然后从更加广泛的利益着眼，加以讨论和判断。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从大多数人的利益方面来评判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缓和矛盾。现代自由主义还提出以建立“公共福利”、“福利国家”作为社会改良的目标。它并不讳言西方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并不讳言西方富裕社会中还存在着“贫困的岛屿”，而且认为这种贫困和不平等已从物质扩大到精神，贫穷带来了道德堕落，穷人没有资格也没有办法发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为社会服务。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建立公共福利，要求富人用他们的个人自由造福于社会。因此现代自由主义呼吁在西方各国建立完整的国家福利系统，对社会成员的健康、退休、失业、教育、食品、老年，意外事故、住房等各方面实现普遍的社会保障。可见，面对各种危机，新自由主义采取了积极应对的态度，提出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议，对社会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调节和处理，从而帮助资本主义渡过了难关。 第六，古典自由主义主张契约自由。资本家有雇工自由，工人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只要双方自愿，政府无权干涉。另外，工人对资本家不应采取如集体举行罢工之类的联合行动，因为，这种强制性手段违背了个人自由的原则。而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在产权不平等的条件下，强调契约自由是虚伪的，是形式上的自由，因此，工人应该有组织工会，同资本家进行集体谈判，甚至举行罢工的权力，政府应该公正地调节劳资双方的矛盾，起仲裁的作用。 第七，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依赖性，重视国家的积极能动作用。古典自由主义把个人看作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社会原子，而忽视了个人与社会的密切关系。新自由主义则比较多地强调，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必须兼顾，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必须结合，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生存，不能为所欲为，个人行为应受道德与法律的制约。国家应该为个人自由提供必要的条件。国家不仅仅是“守夜人”，而应该是一个谋求公共福利而存在的社会团体，建立必不可少的社会立法，便每个公民享有起码的生活待遇，使他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具有一种安全感和自由感。新自由主义通过论证这种依赖性，直接论证了国家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及其他社会矛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新自由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发展都发生了重要影响。新自由主义理论在30一60年代占据了欧美国家的主导地位，对这些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资产阶级运用国家这个上层建筑最重要的工具，对社会经济等进行广泛的调节，并推行了福利国家的政策，使社会经济和阶级矛盾及其他社会矛盾得到了缓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体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许多国家都号称建成了福利国家。同时，国家的干预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而科技的发展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是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与政策的指导下取得的。 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研究了深层次的问题。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包括经济上的自由和政治上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人人都享有的，也意味着机会均等，因而也是平等和公正。但是，自由在现实和发展的过程中却出现了相反的东西：自由竞争导致的资本集中和垄断危及了机会均等，限制了自由竞争，还导致社会内部收入的分化特别是阶级之间的两极分化，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新自由主义通过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研究，论证了个人利益和国家或社会利益是相联系的，个人是依赖于国家的，从“消极的自由和国家” 转向了“积极的自由和国家”，论证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把个人自由同国家干预联系起来，把自由竞争同经济公平和社会利益联系起来，把机会均等同收入上的保障 (结果的均等)联系起来。这些使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和公正的关系的理解更为深入和多方面了。当然，这其中的矛盾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所无法根本解决的。 现代自由主义的衰落：现代自由主义为克服经济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贫富极度悬殊和社会危机，发动了一场以建设“福利国家”为中心的、时断时续几十年的改良运动。这场运动对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促进经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但它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自由主义宣称为了有效地保卫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应该通过抑富济贫来缓解社会矛盾，使整个社会生活趋向平等。自由平等观的内容实际上已从过去法律的平等、机会的平等扩大为结果的平等、社会地位的平等、经济条件的平等，这就引起了资产者的恐慌，他们认为这样的平等势必要限制私有财产制度，瓦解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市场，取消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现代自由主义平等观从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出发，结果却有可能伤害私有制。因而，这种理论在70年代以后日益陷入严重的危机，终于走向衰落。 首先，福利国家政策弊端丛生。福利的扩大犹如脱缰的烈马失去控制，其速度远远超过生产，结果使政府入不敷出，引起经久不退的通货膨胀。西方各国的资本家普遍认为，作为福利事业财源的高额累进税影响了企业的利润、投资和生产积极性。高工资和低工时虽然改善了工人的处境，但也提高了产品的成本，降低了竞争力。国有企业、公共工程的扩大和发展，对限制垄断企业和减少失业有显著的效果，但这些企事业普遍效率低下，亏损严重，难以维持。其次，过度的社会救济在某些方面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原先旨在缓和社会矛盾、改善贫富悬殊的社会救济政策，一再发展以后，导致了新的不合理。比如英国的失业津贴最多可达工人原工资的85%，竟然超过就业人员纳税后的实际收入。又如，残废人在荷兰享受终身抚恤，结果荷兰“残废人“的比率猛升至世界首位。这种西方式的”大锅饭“引起了普遍的不满，甚至连劳动者都指责：福利国家”供养懒汉。再次。普遍福利使享乐主义泛滥，社会风气败坏，福利国家政策有意无意地引导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占有和享受，从而导致人们精神空虚，道德观念淡薄，吸毒、同性恋等放纵变态行为十分普遍。性解放运动使色情泛滥，家庭解体，带来了大量无人抚养的私生儿，传播媒介为追求利润大肆宣扬暴力和淫秽，无视对青少年的腐蚀，已被称为新的公害，越来越多的父母不得不送子女进教会学校读书，以求得传统伦理的熏陶。另外，西方各国在废除死刑之后，暴力犯罪和恐怖活动急剧增加。最后，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广泛干预，使国家机构迅速膨胀，成为社会日益沉重的负担，滋生了新的官僚主义。现代自由主义造成的“巨型国家”以美国最为典型。上述弊端逐步发展，终于在70年代促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民意测验显示，40%的被调查者认为“这个社会生病了”。现代自由主义思潮遇到了严重挫折。六七十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很多现代自由主义者开始右倾，抛弃原来的立场，倒向保守主义。现代保守主义逐渐取代了现代自由主义的优势地位。 简评。自由主义形成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始终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政治理论。现代自由主义相对于传统自由主义来说，虽然其理论主张和政策有了重大转变，但其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未变，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改良主义。自由资本主义进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社会的其他矛盾也迅速激化。传统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遭到了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坚决反对自由主义所代表和保护的资本剥削制度；二是包括中小资产阶级在内的社会其他阶层也十分不满由经济放任主义而造成的私人垄断资本的膨胀。这样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面临一个转折关头：要么改良，要么和法西斯政权结合，要么被社会主义取代。在这种情况下，传统自由主义发展成为现代自由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改良主义理论，企图通过改良，缓和阶级矛盾，平息社会不满，以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曾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说得很清楚：“在美国，没有人比我坚信私有企业、私人财产和私有利润制度。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比本政府为这个制度效力更多，把这个制度从它1933年陷入的深渊中拉出来的，是这个政府。假使这个政府当时稍有变更这个制度的意图，它只要袖手旁观，让这个制度继续下沉就行。然而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采取了上届政府在整个危机年代拒绝采取的措施，为了挽救它，我们采取了迅速而激烈的行动。”可见，这种改良没有超越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关系的范围，它的作用是有限的。现代自由主义在本世纪七八十年代遭遇的危机和衰落，证明它无法治愈资本主义的痼疾。 自由主义虽历经变迁，但其基本精神未变。它把个人自由，维护私有制和各项基本人权视作头等重要的价值目标，既要维护个人自由，也要确保社会公正。新自由主义则更强调后者。同时主张逐步改良，反对暴力革命和任何形式的专制统治，提倡宽容、和解、协商、实验。这些精神对于稳定资本主义秩序，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确实起了积极作用。但它毕竟不是救世良方。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危机。新自由主义面对一系列挑战显得苍白无力，束手无策，统治集团中的智囊人物不得不另辟蹊径，寻觅新的思想武器来应付严峻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