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二世

　　中华女子学院外国语学部 　　《牛津英史》，[英]肯尼思O.摩根著，方光荣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688页，138.8元 　　英国学者Mogan编辑的《牛津英国史》（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自登场以来已经过了35年，在此期间多次被重新印刷，并于2000年和2009年进行了修订和扩充。《牛津英国史》兼具插画版和无插图版，市场上前者居多。另外，牛津大学出版社的通识丛书（Very Short Introduction Books）的英国断代史系列中很多都是从《牛津英国史》的关联章中出来的。例如，“中世纪英国”的分册是“牛津英国史”的第3章和第4章合并而成的，“19世纪英国”的分册是“牛津英国史”的第8章和第9章连在一起的。 　　1993年，商务印书馆将这本书作为国内第一本中文译本出版，第一本被称为“牛津英国通史”。中国读者应该感谢爱丁堡大学狄金斯教授的推荐，感谢南京大学8位学者的共同翻译。这些学者大多是英国历史方向的专家，译文比较准确，各章翻译水平参差不齐。2007年，外研社发售了追加注释但没有插图的英语版《牛津英国史》。这些似乎还不能满足中国读者的需要，后由外研社策划的《英汉双语百科书系》，大量引进了上述牛津《通识丛书》中的英国断代史系列，现在正在翻译其中5个历史时期的分册。外研社的各分册译本，在英汉前后对照下，读者得到了更多。有很多翻译者都专攻英国文学，可见其文史不分。有些译本中大量增加了注释，有些地方还指出了英语作者的误记。 　　考虑到《牛津英国史》是重要的学术著作，需要投入这些著作。另外，外研社的译本确实弥补了商业版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举个例子，“18世纪英国”的分册，某章的英语标题是The Making of Middle England，商务版被翻译为“中部英格兰的形成”，外研社是“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后者明显符合其本来的意思。当然，也有一些疏忽大意，两本书都没有被订正。例如，18世纪英国的一部分的另一个标题，Industry and Idleness，商业版被翻译为“工业和失业”，外研社则是“工业和闲暇”，措辞稍有变化。实际上，作者保罗·兰格福德借用了当时英国著名画家霍卡斯的作品标题，将其翻译成了“勤奋和懒惰者”。这一部分首先列举水陆交通、城乡等各方面的“改良”，论述贫困、犯罪等问题和政府和教会的应对措施，与“工业”没有多大关系。兰福德后来将《牛津英国史》的关联部分（第7章）扩展到800页以上的著作《温厚文雅的商人之民》（1989），这本书的第4章再次使用“勤奋和懒惰”的标题，配合了漫画版的霍卡斯原作。织布机旁边站着两个弟子，一个认真，另一个什么也没做。 　　旧的错误还没有改正，新的错误又增加了。 　　最近，在摩根主编的《牛津英国史》一书中发现了一本新的译本（人民日报出版社2021年版，译者方光荣，以下提及的具体页码均出自本版本、简称方译本）。赶紧买一本，对照原作，验证自己的理解。看到“工业和业余时间”这个标题，我很失望。然后选择了一些标题，吃惊了，不仅没有“订正错误”，反而产生了很多新的错误。牛津英史的341页标题为《知更鸟统治的崛起》，英文为The Rice of Robinocrancy，商务版和外研社版的翻译都准确，添加了相关注释。Robin是当时首相的昵称，全名是罗伯特·沃保罗（Robert Walpole），Robin是Robert，像Will的William。顺便指出几个错误。238页标题为“王室少数”，原文为Royal Minority，意为“君主年幼”，是指爱德华6世的冲龄即位。关于伊丽莎白时代的各种问题，所谓“法院贪污横行”，这里“法院”的英语是court，应该翻译成“宫廷”。在译本109页中，Bastard Feudallism被翻译成“可恶的封建主义”。这是学术用语，外研社的译文是“亚封建主义”，给予注解，妥善处理。这句话指的是中世末期的封建主义，并不是基于土地分封的封君封臣制度，而是以支付现金为条件的横行霸道制度。也可以直译为“变种的封建主义”。 　　在方译《牛津英国史》中，同一个词既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但是翻译错了。例如在324页和325页中，翻译者使用了“乡村党派”和“乡村意识形态”等说法。“乡村”的原文是country，理解是没错的，但到了第341页就变成了“国家辉格党人”。Court和前述Country是英国17世纪历史的重要词汇。宫廷党和中央政府有关系，农村党和地方权力的精英们连接在一起，“宫廷”和“农村”、“在朝”和“在野党”成为了政治、心理、道德上的对立物。再看一个例子，方译本339页提到了“结社法案”，到了349页就变成了“公司法”，但是译者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两个法令都是同样的英语短语。Corporation Act。查理二世复活后，颁布了《市政法》。其目的是必须向町政府机关的职员采用国教的圣餐式。 　　还有一个错误。顺便。在方译本第315页的第一段和第二段之间，译者泄露了原书的小标题，“君主制的复活”了。并且，牛津英国史472页的第1段和第2段之间，莫名其妙地插入了3行文字。 　　我们在非洲大地上有力地前进，一步一步顽强地前进。 　　前脚和后脚踩在一起 　　战场决不后退 　　我不知道翻译者采用了哪个版本。笔者手上的是2009年的插图修订版，附有布尔战争时英军营的照片，照片下面有上面3行的诗句，是照片的说明。编辑莫根在前文中表示，“这些插画并不是孤立的装饰品，而是说明重要历史事件的重要资料”。译者肯定不把那个和正文分开，一起翻译了。即便如此，括号里的“这首诗没有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中世纪英国到斯图尔特王朝 　　我没有熟读这本新译本，错误应该不止这些。以下，以一些英文版的《牛津英国史》为基础，选择其中的几章谈谈自己的理解。一部英国史，十位作者写，处理手法，迥然不同。中世纪英国是两位作者写的。中世纪初期的部分（1066-11290年），写法是传统的，从征服者威廉到爱德华1世，首先按顺序介绍。中世纪末期（1290-1485年），作者格里菲斯（Ralph A.Griffiths）以“战争”为主线，贯穿了庞大的内容。这部分共分为四个节，第一节的标题是“英格兰的战争，1290-1390年”，第三节是“持续战争，1390-1490年”。一看，从“理查德2世”到“理查德3世”的莎剧，简直就像“战争史”一样。作者在导论中解释道，虽然这个时期充满了动摇，但是研究者并不需要总是根据时代人的看法和感觉来评价历史，“战争也有创造性的一面，……给予了英国人敏锐的民族认同感”。果然，最后一节的标题是“民族统一”。 　　2000年的《改订版》《牛津英国史》中，盖伊的都铎王朝的一部分发生了最大的变化。作者追加了6、7章的标题，将“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主题自然融入了君主叙事中。另外，伊丽莎白时代原本是一节，现在分为三章进行论述，层次更加明确。盖伊认为，历史学家一直评论玛丽女王，但缺少公允的情况很多。他通过玛丽和伊丽莎白两朝的火刑受害者的数量，实际上是一样的。玛丽也打算构筑“共同认识的政府”，但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化看不见，王位也很稳定。玛丽为什么失败了。1984年版中叙述的两个原因是作者删除，“修订版”强调了议会的作用。当初，女王打算返回天主教的措施，没有遇到大的障碍。议会的世俗地主对宗教信仰不太感兴趣，完全废除了亨利8世和爱德华6世的宗教立法，再次公布了宗教异端法。当然，1536年以后被没收的教堂的土地绝对不归还是唯一的条件。玛丽女王自己掏腰包，为教会买回了一部分房地产。最后的冲突是因为许多议员拒绝了800多名新教徒的房地产罚款。作者在这里强调了“解散修道院”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这个事件被一部分史学家称为“大掠夺”。很快，这些财富就分散在亨利8世，除去庞大的军事支出，主要分为世俗地主。大宗房地产的转移和再分配，旧土地贵族的衰退和新乡绅阶层的兴起，最终引起了下个世纪的内战。 　　第五章都铎王朝部分的结局中，追加了两个“是黄金时代吗”的醒目标题。“一个时代的结束”。作者从内政和外交等方面指出了伊丽莎白时代的弊病。一点点的岁入，混乱的地方政府，腐败的宫廷（例如卖官卖爵，贩卖权，垄断权等）。最严重的是税收制度的衰退，大臣的偷税横行。王室的土地分封拍卖已经结束，后者必须积极改革税收制度。不那样做的话，就不能应对战争。作者最后说，这些弊端可能会在内战和共和国时期被纠正，但显然是为了下一章而铺平的。 　　在下一个斯图尔特王朝的部分，必须回答英国革命的成因问题。通过阅读莫里尔的分析，中国读者可以品尝到197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修正派史学”。他是重要的代表人物。这一派斥责了辉格派宪政解释的目的论，也批判了社会经济解释的机械决定论。斯通（Lawrence Stone）解释英国革命的学者认为背后有大的原因还是小的原因，纯粹是“交通事故”。虽然认为“交通事故”的比喻不恰当，但莫里尔解释说：“英国内战不是修理机器，而是驾驶员的过失造成的”。作者认为，这次“大叛乱”的追溯没有必要比查理一世即位的1625年更早。直到1637年，查理一世的权力达到了顶峰，预算收支能够保持平衡，社会政策也很有效，他说“臣民对王的忠诚度从来没有过”。之后，国王犯了一连串的决定错误。例如，“应该避免不必要的战争”在1639-164年计划了两次入侵苏格兰。1640-1642年，一些议员急进地解释宪法，莫里尔认为宪政争论极其有限，很多人不关心，由于皮姆的过激行为，一部分议员转向支持国王的立场。也就是说，1642年英国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和平的立场或中立的态度。莫里尔说，宗教是内战的根本原因，“很多人在害怕妥协的时候，少数人为了宗教热情地进行武装战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照他的《英国内战的宗教背景》。 　　缩短视线，转向了宫廷内部的斗争、政府职能、外部战争等。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别的观点也有道理。17世纪的经验者们已经开始多角度地研究内战了。格拉伦敦伯爵认为“大叛乱”是短期偶然的因素，霍布斯从思想意识的角度进行了说明，但哈林顿断言内战是由于政治结构无法适应新的经济现实。现在，印刷品、原稿、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极大地扩大了对即使是旧话题也能用新的上下文和新的方法重新探讨的历史的认识。 　　18世纪19世纪部分的特色和遗憾 　　18世纪英国的历史非常复杂，兰福德的评价是正确的。请举两个例子。乔治3世和布托首相因为对前一代的格罗格党的家族抱有“个人仇恨”，把纽卡斯尔等从政府赶出去了。但是，出身于苏格兰的首相面对强敌的反攻，急匆匆地从背后退出来，结果给人一种柄柄，在那之后的20年间，带来了复杂多变的政治模式。在这些分析中，纳米亚尔（Sir Lewis Namier）的影子隐约可见，但兰福德可以开阔视野，进一步推进。关于“威尔克斯事件”的历史意义，他指出，老辉格党人煽动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大众运动”等，不惜一切手段报复乔治3世他指出：“如果没有统治阶级中有名望的人物的协助，与威尔克斯相关的民众的动乱就不那么重要了。”。 　　18世纪的部分，如果两位学者写的话，会更好吧。克拉克（J.C.D.Clark）在《英国社会：1660-1832》一书中指出，漫长的18世纪，英国依然是传统保守的农业社会，王的思想占优势，国教占主导地位，拥有特权的土地贵族们牢牢掌握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命脉。当时的英国和其他欧洲大陆的国家没有变化，处于“旧制度”的统治之下。以兰福德为首的历史学家指出，英国社会尽管受到贵族、国王、教会的支配，但“光荣革命”后的构造却发生了变化。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英国的国教地位也绝对不会动摇，至少必须与不服从国教的各种思潮进行抗争、对话。商业、金融和工业的蓬勃发展，创造了巨额财富，这些必然改变了原来的等级制度，社会流动性变大，中产阶级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克拉克代表着对现在学术界“世俗化进程”的挑战。“旧制度”原来是指大革命前的法国。广义上讲，它不仅指日益衰退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还包括近代以来强化的中央集权制。这样看来，与兰福德所写的“中产阶级的抬头”也没有冲突。实际上两者的结合融入了浆果（C.A.Bayly）的《现代世界的形成，1780-1914》（2004）中。伯里在第一部论述了从“旧制度”向“现代性”的转变，并分析了“世界温厚的商人之民”。现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研究中，民族史、帝国史、世界史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在《牛津英国史》各章中，最蔓延的是19世纪前半期，也就是第8章《革命与法治，1789-11851年》。作者哈维（Christoopher Harvie）首先提出了一种“法治”传统，可以消除工业革命带来的结果，特别是可以消除建立新政治制度的企图。另外，也可以编辑、融合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融合」是最后一节的标题）。这里的“法治”主要是指创建高效政府的思想体系，原产于苏格兰。如果作者能比较紧密地抓住这个线索，全文就更紧凑地连贯了。结果，政府改革是19世纪的主角。1834年成立中央济贫法委员会。1839年成立了轴心院教育委员会。1849年，管理消费税、印花税和赋税的三个委员会并入国内税务委员会。更何况，调查出生、死亡、结婚等的内务省，甚至作者开头所述的“国家地形测定局”，属于最近史学家关注的“政府管理科学”。值得注意的读者会在19世纪后半期（即第9章《自由时代》1851-1914年）中发现作者马修（H.C.G.Matthew）是在政府革新的框架下写的。“新的国家观念”（“国家”的原文是state，也可以翻译成“政府”）、“新旧自由主义”、“关税改革”等。 　　总结 　　1984年的序文中，摩根对英国民众的“浓厚的爱国主义”充满自信。在随后的修订版中，不得不承认英国民族特性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变得相当脆弱。“前往千禧年”这一节写道：“某种意义上，布莱尔代替戴安娜王妃”。布莱尔曾三次就任首相，但在劳动党的历史上并不是唯一的。但是，2009年版的《跋》却有误报说，劳动党第三次总统选举“虽然赢了，但好像失败了”。2010年总统选举中，劳动党失去了议会的多数。 　　借助历史的记忆传承民族精神是《牛津英国史》的旧序和新跋的期待。布莱尔的继承人布朗不仅是有能力的财力家，也是历史学博士。摩根希望他的领导能帮助加强民族团结。实际上，那个“不怎么遵守规则”（maverick）保守党的约翰逊先生也是历史专业的学生，2008年当选伦敦市市长，摩根先生叹了口气。现在，约翰逊已经指导英国的“脱欧”，摩根士丹利肯定不想再看到苏格兰的“脱英”国民投票。 　　责任编辑：于淑娟